第8节(2/3)

为了拉拢袁世凯，在政变发生前，光绪皇帝曾两次召见过袁世凯。第一次是9月16日（八月初一）。这次召见“为时颇久，所言皆系国政腐败，必须极力推行新政之语”。谈话行到最后，光绪问袁世凯：“如果我给你统领军队的职责，你能忠于朕吗？”袁世凯答：“臣当尽力报答皇上之恩，一息尚存，必思效枕。”于是，光绪皇帝为之欣然，随即了一谕旨，越级提袁世凯为侍郎候补。

对以上两说法，袁世凯自己说法不一。他曾公开表示皇上没有面付朱谕，而在给其兄世勋的信中又有“面见皇上，授于密诏”之句。究竟哪一个是实话，不得而知。

后来，谭嗣同为了给袁世凯打气，便拿了皇上9月14日的密诏给袁世凯看，这更加重了袁的疑惑：一是密诏未用朱笔，而是黑笔所书；二是诏中并没有杀荣围园的意思。对此他提质疑，谭嗣同解释说，朱谕现在在杨锐手中，这份是林旭抄给他看的，原诏中杀荣围园都写得很明确，云云。

其二，是袁世凯致其兄世勋的信。在信中，他说接旨后颇觉退两难，不奉诏是欺君逆旨，若提兵禁太后，是助君为不孝，逮捕荣相，是以怨报德。终夜彷徨。此重大机密又不能与幕友磋商，直至天明，决意提兵京，见机而行。及抵京师，屯兵城外，孑，面见皇上，授余密诏，捕拿太后羽党，荣相列首名。余只得唯唯而退。行近门，正遇荣相，拦路问余带兵来此何事，弟被辞穷，只得以实详告。荣相立带弟颐和园面奏太后。此非弟之卖君求荣，实缘荣相是余恩师，遂使忠君之心被天良所战胜，断送维新六君之生命，弟之过也。

另一说法是，那次召见为时较短，光绪只是对袁说：“你练兵甚好，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。”这句话听上去似乎别有意，好像暗示袁世凯，他的军队可以不听荣禄的指挥，至于面授朱谕，杀荣围园，皇上并未说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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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文字简直就像一惊险小说。袁克文为文多夸张，且意在为其父涂脂抹粉。不过，从诸多材料看，袁世凯那天夜里并未拒绝谭嗣同的请求。据《南海康先生传》中说，当谭提到杀荣禄时，袁世凯说：“杀荣禄如一死狗耳！”不过，在行动办法上，他提自己的兵都在小站，离京二百多里，行动起来，恐走漏风声。他说，最好的办法是，天津阅兵时，皇上驰我营，我便可以名正言顺诛讨逆臣。

谭嗣同说：“皇上有大难，非公不能救。”接着又说：“我想初五奏明皇上，让你初五请训，到时面付朱谕一，令你带本兵开赴天津，见到荣禄，即朱谕宣读，就地正法。然后，让你代直隶总督，传谕僚属，张挂告示，布告荣禄大逆罪状，并封锁电局、铁路，迅速京，派一半兵围颐和园，一半兵守，大事可定。”

最后，谭嗣同提与袁世凯共同盟誓。袁世凯从之，两人北向而拜，共同盟誓。

至于皇上两次召见，一般认为这是维新诸臣刻意安排的结果。他们是想让袁世凯明白，这件事是有皇上支持的，他尽可放手去。而对袁氏来说，短短几天竟两次蒙召，实为难得的殊荣。不过，此时的袁世凯也在风浪尖，何去何从，必须抉择。然而，这个抉择并不轻松。从资料分析，袁世凯当时的心颇为复杂。面对帝后两党，这站队事关重大，一旦站错了则万劫不复。

第二次召见是在9月20日（八月初五），即政变发生前一天。这次召见是袁世凯离京前向光绪皇帝请训。关于此次召见的容，有关史料较大。一说法是，光绪在与袁氏谈话时，面付朱谕，令他回天津，先到天津督署抓荣禄，然后星夜带兵都，围颐和园，禁太后。为了袁氏执行命令方便，光绪还特地赐他一支小箭，以作凭证。

关于告密，袁世凯自己有两说法：

其一，是袁世凯的日记。他说，初五日请训，退即赴车站。抵天津时日已落，即前往谒荣相（即荣禄），略述。这时叶祖珪（原靖远舰带）等人先后来访，只好约以明早再详谈。次日，他把详告之荣相。荣相失，大呼冤枉。是晚，荣相找他去，示训政之电，方知政变已经发生了。

愿为公歌千里草（董），

这首诗是林旭写给谭嗣同的，诗中对袁世凯的不信任。可后来谭嗣同的主张还是占了上风。因为这一主张得到了包括康有为在的大分维新人士的支持。于是，最后的宝便押到了袁世凯上。

首的北洋军阀集团，为以后袁世凯篡夺政权打了基础。

从日记看，袁世凯初五回津见到荣禄，但向荣禄告密却是在初六。而在初六这一天，政变已经发生了。也就是说，政变并非由他告密所致。

袁世凯这样说，实际上是在应付谭嗣同。事后袁世凯也不否认。他说，谭嗣同是天近臣，不能得罪，当时只能“多方应付”，先把他支走。9月20日（八月初五），即谭嗣同来访的第二天，在向光绪请训之后，袁世凯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了。他必须抉择，要么站在皇上一边，要么站在太后一边。现在，最重要的问题是，必须清楚谁是最后的胜利者，而且不允许有丝毫偏差。这是一场真正的赌博，一场拿命作筹码的赌博。经过反复权衡，他最后把赌注到了太后一边。接去便发生了告密的事。

谭嗣同说：“我自有挟制之法，皇上不能不准。”

西太后的举动使帝党到大为不安。为了保全光绪，确保变法成功，维新派认为必须争取军队的支持。在当时驻扎近畿的三支军队中，他们行了比较分析。康有为原先想用驻扎芦台的聂士成，但被认为并不可行。林旭主张用董福祥，而谭嗣同则力主用袁世凯。两人为此还产生了分歧。林旭当时有诗云：

9月18日（八月初三）夜，即皇上两次召见袁氏之间，谭嗣同曾来袁世凯榻的法华寺，与他行了一次重要的谈话。据袁世凯《戊戌日记》说，这次谈话的要是，谭嗣同要求袁世凯率兵救驾，杀荣禄，围颐和园。

说这话时，谭嗣同语调严厉，目光人。袁世凯并不慌张，微笑而答：“帝诏怎敢违？不是我迟疑，实是在考虑如何执行。”

事后，袁世凯在给其兄世勋的信中曾说，当我听谭嗣同说到“挟制”二字，立时“不寒而栗”。为何如此？因为挟制，便有迫皇上的意思。皇权时代，这事可是大逆不，一旦败后果不堪设想。袁世凯当然到害怕。

应该说，小站练兵成就了袁世凯，也成就了一个汉人统帅。枪杆与印把从来就是连在一起的。小站练兵使袁世凯牢牢地抓住了兵权，而凭借手上的兵权，他也开始一步步攀上了权力的巅峰。

本初（袁）健者莫轻言。

袁克文在《三十年闻见行录》中写，谭嗣同拿密诏后，他父亲袁世凯起初沉了一，谭嗣同忽然站起，自袖中掏短枪指着袁世凯问：“公肯奉诏吧？如肯，望立行，不肯也快说，为什么迟疑？”

不过，据台湾学者黄彰健研究认为，袁世凯告密是实，但政变并非由他告密所致也是事实。虽然袁世凯辩解称，他是初六向荣禄报告详，这一说法可能有假，因为这么重要的事他不可能拖到第二天才报告。但是，政变发生当日，即初六日，太后的第一命令是捉拿康有为、康广仁等，而且罪名是“结党营私，莠言政”。直到三日后，即初九日才令捉拿策动袁世凯、杀荣围园的谭嗣同。由此推断，太后在政变当天可能还不知“杀荣围园”之事，否则不会拖至初九日才令捉拿谭嗣同。因此，

谭嗣同听了这话，脸和语气便和缓来，也笑：“我知公忠贞，必无他志。刚才是试公胆量，果然真豪杰也！盼速奉诏行事，免生他变。荣禄这个逆贼，千万不能被他察觉。大事定后，公富贵不可量也！”

然而，袁世凯对谭的说法并不认可。因为他手中的新军只有七千余人，而京津董福祥、聂士成，加之淮练各军七十多营及北京神机各旗营，力量对比悬殊。哪能那么轻易就“大事可定”？但谭嗣同是皇上边的近臣，他也不能得罪，只好虚与委蛇，推托说：“此事关系重大，不能草率决定。再说你今夜请旨，皇上也未必允准。”
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戊戌变法发生。随着变法的，帝后两党开始尖锐对立。9月间，形势骤然张。一时间，言四起，说是太后要借天津阅兵，废皇上为庶人，另立年幼的端王之，并由太后训政。早在这之前，太后已有懿旨，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，节制驻扎的近畿陆军聂士成、董福祥和袁世凯。此举目的当然再明白不过，就是要控制近畿队，以防范帝党。

以上两说法，前后自相矛盾。显然，袁世凯并没有说真话。他始终在为自己开脱，结果前后不一，难以自圆其说。